马建标：武人、政客与列强：民初军阀政治之管窥

摘要：20世纪10年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辛亥革命造成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民国宪政体制的建立，此种巨大的政治变革势必造成一时的政治失序，从而为民初军阀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其后上台的袁世凯意识到地方都督割据的潜在威胁，试图推行“军民分治”，却未成功。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列强在东亚的均势格局，致使日本一家独大，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助长了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一战期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采取金融外交的方式，大力扶持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通过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排斥或侵占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随着一战的结束，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列强卷土重来，试图利用徐世昌、直系军阀和西南军政府等军事政治力量来打压皖系军阀，从而削弱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其手段就是通过1919年的“南北议和”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从而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英美的“文治政府”，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要结束中国的军阀政治，单靠欧美列强的外交支持以及文人政客的政治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军阀政治的终结必须依靠新兴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

关键词：军阀政治;一战;徐世昌;南北议和;五四运动

一、引言

军阀政治是一个复杂而富有张力的论题。20世纪初兴起的中国军阀政治，既有历史巨变中政治失序为之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后日本在东亚独大对其的扶持因素。在探究军阀政治现象时，曾有学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何看待南北和议期间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的问题？袁世凯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持何态度？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历史文献的残缺不全，我们很难了解历史事实的全貌。不过，借助有限的史料和各种旁证，我们依然有可能进入到历史的某些情境之中，探寻问题的端倪。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1913年3月，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但是，历史学者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的动机却各有认识。有人认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并非只是装饰门庭，猎取政治资本”，其论据源自柏文蔚的一段记载：“唐自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对同盟会非常忠实，与余晤谈之下，知其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凯。陆军总长问题，若北方不接受，便使黄兴担任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一个北方代表能有此苦心孤诣之建议，可谓难能可贵矣”。柏文蔚是同盟会元老，时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他的这番话只是道出了唐绍仪对同盟会“非常忠实”这一事实，却没有深究唐氏的“反常举动”：他为何作为“北方代表”反而为南方“苦心孤诣”地密谋对付其昔日的“恩主”袁世凯？这仅仅是由于唐绍仪“倾心共和，主张民主”，或者说唐绍仪与容闳、吴廷芳一样，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双视野人”，其加入同盟会是“听从信仰的召唤”，并非一时的“意气用事”？清末民初的中国虽然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鼓吹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心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沉浸在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中，深深信奉儒家的忠孝仁义伦理。

早在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袁世凯在穆麟德（P.G.von Mollendorff）家中见到唐绍仪，对其留下深刻的印象。稍后，袁世凯担任总理朝鲜通商事宜大臣之后，就委任唐绍仪担任自己的英文翻译，唐绍仪在1885年11月22日正式入职，深得袁氏信赖。唐绍仪能够在清政府派驻朝鲜商务署的众多职员中脱颖而出，离不开袁世凯的大力提携。1892年，袁世凯在上报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驻韩商务署人员“差满请奖”名单中，特意为唐绍仪另附一张“夹单”，称赞唐氏：“忠直性成，具有才识，在美韩均经十数年，于泰西三韩情形极皆熟悉……实为洋务中难得之员”，请求给予唐绍仪“另加二品封典”。可以说，袁、唐交往近三十年，袁视唐为心腹，唐随其进退。通过袁唐交往的这段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何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之后，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把唐绍仪“目为叛徒，视同间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总之，唐绍仪加入同盟会，是出于“民主信仰”，还是基于个人仕途的政治投机，并不重要；关键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认为唐氏此举背叛了儒家政治文化中的忠孝伦理原则。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唐绍仪的政治行为。唐绍仪热衷于功名利禄，非常相信“命理”，他在此期间曾请一位“山谷道人”算过命，并留下一份“八字算命书”，其中有一条是建议唐绍仪为官须在“有气之地”，并预言他在六十九岁时“交癸运，可称全美。万愿为意，妙之又妙”。所谓的“有气之地”应该是指中国的“南方”，尽管“山谷道人”没有明说。民初以来，唐绍仪主要是在中国的南方活动，大约与此有关，他加入同盟会或许也是基于此种心理预期。因此，探讨军阀政治现象，不必纠缠于太过抽象化、复杂化的结构范式问题，而是可以从“人”的视角入手，进入近代中国军阀群体的心灵世界，以期深入理解军阀政治及其权力演变。

二、北洋军阀与政客的“人情政治”

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获得历史的真相，尽管真相是很难探寻的。学则须疑，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首先要有宝贵的质疑精神。军阀政治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时至今日，很难说有人能够真正透析军阀政治问题。考虑到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学者转而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塞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所著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曾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和视角解释军阀政治。尽管亨氏并非专门的历史学家，但他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注意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亚非拉国家都出现过军人专政的世界性现象，将之总结为“普力夺社会”。近年来，这种援引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风气，也开始影响国内学界。不少学者借鉴亨廷顿等人的研究成果，但总让人觉得意犹未尽，未能将问题说清楚。历史学较之社会科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历史学的核心命题应该是研究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而社会科学则关注制度、结构和行为模式等“去人化”的问题。如果片面采用社会科学的计量研究方法，历史学则很可能会走进死胡同。

讲“人”其实就是讲“人性”，体察“人情政治”。具体到军阀政治，现有研究偏重于权力结构等范式分析，这就容易忽视军阀的主观因素。人性和情感是永恒的，也是共通的。因而，带着共情之心理解和研究历史人物，可谓研究近代历史、把握军阀政治的关键所在。

一般认为，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军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控制着中央政府。除北洋军阀之外，在中国各地还有其他大小军阀，例如盘踞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西南军阀”，其代表人物有陆荣廷、唐继尧、熊克武等等；东北地区则有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起于草莽，其崛起离不开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提携，1907年，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大力提拔张作霖，使其脱颖而出1；西北地区的大小军阀，则是更多，仅就陕西省而言，截至1918年，除依附皖系军阀的督军陈树藩之外，还有刘镇华的镇嵩军，井岳秀的中立军，以及革命党人领导的靖国军等等。虽然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缔造者，但是他当选大总统之后推行“军民分治”，致力于削弱地方督军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因此，袁氏是军阀政治的反对者而非始作俑者。但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军阀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其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和皖系。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担任国务总理，主张武力统一中国，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则主张和平统一。北洋军阀的内斗加剧了南北分裂。一时之间，中国陷入四分五裂，国将不国的状态。

所谓“军阀”，简言之就是“兵归将有”。与晚清时期的湘军和淮军一样，袁世凯的北洋军有着浓厚的“人情政治”色彩，北洋军阀内部以地缘、学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而结成一个松散的情感共同体。例如，袁世凯早年进入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麾下谋职，就是凭借其养父与吴氏的旧交而受到重用。号称北洋三杰的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则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其后，徐树铮、倪嗣冲、张敬尧等安徽籍将领则凭借地缘关系而聚集在段祺瑞的周围，形成“皖系”。这种依靠传统伦理关系而形成的军队人事结构，由于缺乏强大的政治信仰，其稳定性不足，往往陷于无休止的内耗之中。

1917年的“府院之争”是近代中国军阀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此次事件加剧了军阀干政的频率，其后军阀政治日渐成为常态。时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因对德参战问题而发生严重分歧。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表示反对，因为他对德国的最终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故而一直反对向德国宣战的政策。此次府院之争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却因黎元洪和段祺瑞二人的“性格缺陷”而人为地加剧了府院冲突。黎元洪优柔寡断，不能“知人善任”，他所信赖的几个幕僚如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和黎澍（人称“四凶”）煽风点火，为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促使督军团干政。进一步来看，督军团自称宣布独立是一种“兵谏”性质，如果黎元洪接受他们所提的解散国会、改正宪法、组织健全内阁，摈弃“公府佥壬”四个条件，就可以取消独立，向黎元洪“俯首认罪”。不可否认，此次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成就了段祺瑞的“再造共和”之名。1917年8月1日，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进入北京，他先是拜访黎元洪，礼节性地劝告黎元洪恢复总统职务，被黎元洪婉言谢绝。其后，冯国璋代行大总统，段祺瑞继续担任国务总理。对于此次府院之争，英国驻华代办艾斯顿（BeilyF.Alston）认为黎元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艾斯顿在1917年8月6日给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的报告中指出：“黎元洪，将这样被载入史册：尽管他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努力做正确的事情，但由于不能正确衡量形势和听从错误的建议而最终失败。他做到了其他总统都做不到的事情，他被所有政治派别所支持。尽管他非常真诚，他的才智和他的经验都不能让他胜任这一重要职位。在担任总统后，他不得不面对空虚的财政，并与一个行政机器相伴，而这个机器的各个部分是相互扯皮的。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必须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以及行政、政治经验。然而，黎元洪缺乏政治家的素质，也缺乏坚定的目标，而这些素质是促成国家统一或以强有力的方法建立其权威的必要条件。他被围绕在他身边的众多顾问左右，他的优柔寡断使这一派或那一派暂时占了上风，然后他失去了双方的支持，因为他没有长期支持任何一方。他带来了国会危机，国会和总理内阁之间出现了僵局，总理段祺瑞被解职，随后国会被解散。……接下来是张勋复辟。黎元洪顽固地拒绝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也不允许别人这样做，结果他越来越无法控制事件的发展。在被激进派视为共和制度的支柱后，他又在张勋的要求下解散国会，这使得黎元洪失去了共和激进派的支持。”相比较而言，段祺瑞的个性与黎元洪完全不同，作为职业军人，性格刚硬，常被政敌讥讽为“刚愎自用”“倒行逆施”。如胡景翼就批评段祺瑞：“袁死后段登基，对德宣战。国会不承认，而解散之，即值督军独立，张勋复辟。护法军起，段又登基，极力破坏国家，倒行逆施。”

然而，北洋军阀时代虽然“穷兵黩武”，但也讲究“人情政治”。最典型的就是对复辟罪犯张勋的人道处置。段祺瑞默许“张勋可以作为政治犯在外国使馆中避难；在此情况下，他的军队将被解散和解除武装，他们的生命将得以保全，但他们的辫子必须被剪掉。”到了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立即赦免张勋的“叛国罪”，至于其理由时人推测，大约是徐世昌毕竟是“前清旧臣”“不忘旧主”，故而特赦张勋的复辟之罪。实际上，徐世昌之所以特赦张勋复辟叛国罪，确实与他对逊清皇室的“臣民情结”有关。1918年9月，徐世昌之所以同意出任大总统，当然有其本人追逐功名的动机因素，但是他最终决定就任大总统，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前清皇室。1918年9月17日，前清宣统皇帝从紫禁城托人传话给徐世昌，“准其就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

长期以来，北洋军阀的人物形象在正统的革命历史叙述的影响之下被“脸谱化”和“简单化”。比如，陕西督军陈树藩在一般史书中多被列为投靠皖系军阀的“反动派”。实际上，陈树藩也有其“革命”的一面。1917年5月，陈树藩宣布陕西省独立，响应西南护国运动，其军队称陕西护国军。不久，陈树藩即首先取消独立，依附北洋皖系。于是，以李述膺为代表的陕籍南方护法议员致电陈树藩，严厉批评其取消独立的行径：“然念全秦治安，南北大局，几被阳电误尽，敢贡忠言，惟执事实利图之”[17]276。对于陈树藩的为人，陕西靖国军副司令张钫有一段公允的评价，他说：“陈只同意拥护民主共和制度，谓当时北京政府的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都算是建立共和有功的人物，不能把这个政府当敌人看待。对于不好的军政措施，慢慢逐步改正，他说他对孙先生始终是尊重的，在西北只需要先求得陕西省的真正统一和巩固，不必标奇立异以革命来标榜”。陈树藩对于陕西政情和国内时局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非赳赳武夫。这一时期曾经与陈树藩有过交流的徐永昌就认为，陈树藩是“革命有历史者”，其内心是“赞成民党的”，陈氏之所以“首鼠两端”，是因陕西处在北洋军阀政权的威逼之下，实属迫不得已。1918年秋，陕西靖国军将领胡景翼被陈树藩囚禁后，在日记中引用部下董振武的一段话来评价陈树藩：“有知人之明，而用人或至于不诚；有治民之才，而残民乃至于太甚”，陈树藩对于这番评论虽然不悦，但也觉得有价值。

随着一战的结束，一股强大的世界和平潮流影响到中国的军阀政治。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开始向徐世昌为代表的“文治派”妥协。徐世昌是深富城府的旧官僚，不露声色的职业政客，他善于见风使舵，主张“文治”，力促南北议和。于是乎，皖系军阀与政客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尽管徐世昌当选总统获得了皖系军阀及其御用工具“安福国会”的支持，但是徐世昌不甘心当皖系军阀的傀儡，事实上与段祺瑞“同床异梦”。虽然如此，两人仍然保持密切的私人沟通，通过经常性地私下“聊天”以获得情感认同，便成为他们在政治上“求同存异”的重要手段。1918年10月15日，段祺瑞亲自到徐世昌府上“久谈”；之后的11月15日，段祺瑞和各省来京督军再次到徐世昌家里会商“大局”，谈论徐世昌担任总统后大力提倡的“罢战退兵”和“南北议和”的主张。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徐世昌大排筵宴，主宾席间“畅谈甚欢”。正是通过此种情感联络的政治活动，徐世昌和皖系军阀达成了举行“南北议和”的共识。从这个事件背后的细节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政治也是一种“情感政治”。尽管此时的北京政府名义上依然是“现代宪政体制”，但主持其事的北洋军阀和一般政客实际上并不相信那些抽象的宪政原则，而是更倾向于中国传统的人情政治活动，认为“疏通关系”是解决政治分歧的“不二法门”。

三、日本政府与一战时期军阀政治的兴起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主要由内外两种因素造成。从内因来看，晚清以降中央集权能力的衰退以及地方力量的上升，这种“内轻外重”的局面直接造成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在从辛亥革命向中华民国建立的过程中，中央权力进一步弱化，进而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增强提供了便利。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他试图通过“军民分治”的方式来削弱各地都督的权力，但以失败而告终，在袁世凯执政末期，军阀政治愈演愈烈。就外因而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均衡格局，为日本称霸东亚，进而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换言之，日本是刺激民初军阀政治兴起的重要外部力量。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其他列强所不能比肩的。晚清以降，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反对中央政府的在野派几乎都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之后就流亡到日本，一度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再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把日本东京作为开展反清活动的大本营2。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期间，日本更是大力扶持中国南方的反袁力量，如孙中山发动的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梁启超与蔡锷师徒领导的云南护国运动。尽管分而治之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贯伎俩，但是日本政府如此反对袁世凯的统治还有着“强烈的偏见”，即认为袁世凯是一位顽固的“反日分子”，把他视为侵略中国的巨大障碍，故欲除之而后快。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图谋称帝，在杨度为首的“筹安会”的操纵之下，兴起了一股看似强大的复辟帝制运动。日本政府起初对于袁世凯的称帝态度是暧昧不清的，由此麻痹了袁世凯的称帝信心。但是，当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运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之后，日本政府转而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从而令袁世凯陷入尴尬无援的境地。同时，日本暗中扶持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6年4月16日，根据英国驻云南总领事的情报显示，蔡锷的护国军与日本定了约70万美元的枪支与弹药，这批军火计划从越南北部运入云南，为此日本政府正与法国当局商议。此外，日本还派出军事顾问秘密潜赴云南，参与护国军的军事行动。日本驻云南领事崛公（Hori）巧妙地借助英国从云南府至缅甸、新加坡的电报线路与日本公使和日本外交部直接沟通。实际上，日本暗中通过这条电报线路实现与香港、广东沙面岛及其他个人之间的电报传递，日本的“不怀好意”的举动引起了英国驻印度总督张伯伦的注意，并提醒英国政府限制这类活动。

日本还利用上海作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枢纽地位，积极联络活跃在上海租界的各界名流，使上海成为反袁活动的政治中心。此时蛰居上海的唐绍仪，虽然仍在关心着他的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的商业活动，暗中则与日本人保持秘密的沟通，并积极争取英国驻沪领事和英国侨民的支持，希望英国方面一起加入反对袁世凯的政治活动。但唐绍仪的联英打算遭到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NewellJordan）的阻拦。或许是受到私人感情的影响，作为多年的旧交，朱尔典依然对袁世凯信心满满。1916年3月8日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电文中写道：“袁世凯将能够渡过此次难关，只要假以时日和应付得当，就可以重获国人的支持并化解日本人的敌意。”随后的反袁事态发展证明朱尔典对袁世凯的乐观期待是不切实际的。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不仅使其众叛亲离，而且促使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等北洋将领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袁世凯。

在袁世凯去世前夕，军阀政治的格局已经隐然成形。1916年5月4日，梁启超致电新任国务总理段祺瑞，称“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要求袁世凯退位。5月5日，段祺瑞拜访朱尔典，几日后朱尔典又进行了回访。通过此次交流，段祺瑞向朱尔典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就是希望以牺牲袁世凯为代价与南方进行和谈。他表示，由一个内阁组成的政府已经取代了由总统大权独揽的政府，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某种形式的立法机构，也就是“不会支持袁世凯恢复总统职位”。在与朱尔典的会谈中，段祺瑞还向其透露了自己与长江流域的冯国璋的联合计划。他说，在冯国璋、张勋和倪嗣冲将军的提议下，由十七个忠诚省份的督军代表组成的南京会议将于本月某日在南京举行，其主要目的是“确定总统的职位问题”。5月18日，南京会议正式举行，与会的15省代表多数赞成“袁世凯退位”，只是冯国璋以事关重大、未可冒昧表决为由，宣告散会。关键时刻，北洋军人的“人情政治”伦理再次发挥作用。5月19日，再次召开南京会议，在倪嗣冲的威胁下，会议赞成“袁暂不退位”。5月20日第三次南京会议上，冯国璋提出袁世凯“宜向国会辞职”，这也符合梁启超的建议，“（袁）能自退，则身名俱泰，最上也”。无论是自退，还是被逼退，袁世凯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军阀们的手里。当时的一些观察家也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军队不再像过去那样效忠于一个名义上的首脑，而是可能在不同的将军手下分裂成若干部分，在头脑清醒的中国人中，一种信念正在蔓延，即“在共和制政府形式下的中国将无法保持长久的统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后，内部的动荡局势造成俄国在短时期内无法对远东地区实施有效的统治，这就为日本在西伯利亚和中国满蒙地区的军事扩张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英国驻京公使馆武官罗伯逊（D.S.Robertson）在关于俄国革命所引发的东亚局势变化的报告中指出，俄国革命对蒙古、中国边境问题以及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为中国提供了在中俄边境地区恢复影响力的机会；其次是给中国人带来了布尔什维克可能会渗透到边境地区的恐惧。与此同时，日本通过皖系军阀进一步对中国内政施加影响。特别是为段祺瑞维持以武力派为中心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必要的借口。由于段祺瑞在军事上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依赖日本的支持，这就为日本干预中国内政提供了借口。

1918年5月29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公使林权助在北京互换照会，两国政府承认《中日陆军、海军两项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两国结成军事同盟，虽然对外宣称是为了防御“德国势力东渐”，实际上是把俄国作为“假想敌”，日本也借此机会加强了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同时，日本政府派西原龟三来华交涉，达成了著名的“西原借款”。这笔巨额借款使得段祺瑞政府对日本更加依赖，也助长了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决心。早在1917年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之后，段祺瑞开始酝酿组织“参战军”。10月6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段祺瑞，决定向其提供军械装备。12月30日，陆军总长段芝贵与日本泰平公司代表高木洁签订第一次军械借款，其中重要部分包括：三八式步枪4万杆，三八式机关枪174杆，及大量山炮、野炮、榴弹炮等，共计1 809万日元，分五批于半年内运输完毕。中日军事协定签订后，日本对参战军编练之援助加速并公开化。

1918年7月31日，段芝贵与高木洁签订第二次军械借款，计三八式步枪8.5万杆，三八式机关枪198杆，另有大量山炮、野炮，共2 365万日元，条件与第一次军械借款相同。段祺瑞政府制订了编练三师的参战军计划：第一期成立两个教导团以备参战军之军官选拔，第二期实行参战借款，第三期编成十师，第四期为地盘上之发展，三师编练经费共需2 000万日元。到1919年1月初，新编参战军三师正式成立。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由日本借款而训练成的中国“参战军”间接加剧了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冲突，并使南北之争愈演愈烈。

进一步来看，一战期间，日本政府在政治、军事、商业等方面在中国大肆扩张，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军阀政治格局，并使得英日同盟关系变得“名存实亡”。英日两国从昔日的盟友变成相互猜忌的对手。在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日本的商业力量在一战期间迅速扩张。其中，最为直观的就是日本人与日本企业的增长。例如，日本在汉口的企业数量在1918年虽比1914年还少一个，但是日本人的数量却是增长了1086人，在重庆的日本企业数量则从原来的4家增加到了14家。具体情况，详见表1。

皖系军阀凭借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大力支持，对内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强硬政策。总统冯国璋在皖系的逼迫之下，不得不于1918年1月30日下令讨伐西南，“着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在北洋武力派的主导之下，国会成为皖系军阀的御用工具。3月7日，在皖系干将徐树铮的幕后操纵下，以王揖唐为首的政客成立了“安福俱乐部”，以便操纵国会选举。随后成立的新国会完全听命于皖系军阀，人称“安福国会”。在广州，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也遭到旧桂系陆荣廷及其盟友政学系领袖岑春煊的排挤。4月10日，在政学系国会议员的主导之下，广州国会召开非常会议，罗家衡等人提出改组军政府方案：“以多头式总裁制，易单一式大元帅制”。由此将孙中山的权力架空。5月21日，孙中山发表《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指出广东政局可谓“举全国所未有恶德乱政无不备之”。至此，孙中山也深刻地认识到，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

表1 1914-1918汉口与重庆日本企业与日本人数

资料来源：Consul-General Wilton to Sir J.Jordan[B].April 15,1919,China,January 1919-December 1920,in BDFA。

日本是中国军阀政治的最大获益者，通过支持段祺瑞编练“参战军”，获得了对中国满蒙和山东地区的铁路控制权。1918年9月2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总额达4 000万日元的《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政府试图通过这些新兴铁路来实现称霸东亚的野心。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日本对亚洲大陆的军事政策目标，就是阻止任何军事实力强大的欧洲国家向从库页岛到台湾一线的日本岛屿边缘所包围的海域推进。因此，日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防止欧洲大国拥有海域上的港口，而控制连接这些港口的铁路干线就是制胜的关键。日本通过铁路政策来实现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军事扩张：第一，从朝鲜出发，进军北满洲和蒙古；第二，控制青岛，切断北京与南方的联系，通过陇海铁路向西推进；第三，控制福州，这里有通往长江流域和香港的通道。因此，1918年9月28日签订的中日《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对日本而言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通过上述地区铁路的修建，日本将进一步控制中国和东亚大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日本的扩张深表忧虑。他认为，“日本正处在关键的岔路口，要么是走上帝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并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要么是与西方国家合作并促进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25]97。如果日本采取排他性策略，使其他国家无法在中国和东亚从事平等的贸易活动，这将立即成为全世界的危险。因此，山东和满蒙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和平”。面对日本在中国的铁路扩张，英美提出了“铁路国际化”的应对方略。1919年3月10日，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Curzon）的密信中，提及将中东铁路国际化不仅符合英美的利益，也可以防范日本，有利于东亚和平。

英美提倡的中国铁路国际化引起日本政府的恐慌。1919年12月30日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舍巳主动询问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有关英国提出的中国铁路国际化构想是否适用于山东地区铁路。他指出，如果适用，将与1917年英日密约以及巴黎和会的决议相违背。这是因为，根据两次会议，日本政府都得到从德国手中接管铁路、按照与中国达成的协定运营铁路的权利。寇松回复称，他的本意并不是推翻此前做出的承诺，但要确保拟议的铁路建设计划得到忠实执行，要求日军撤离，铁路要真正建设成中日合资企业。寇松指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富有远见的铁路建设计划，不应始终处于敌对团体和大国的争夺或争吵中，而应在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之下得以落实”。如果日本政府寻求英国政府有关山东地区铁路适用“中国铁路国际化”构想的具体立场，他将提请本国政府做出明确答复。

五四运动之后，日本政府为加强在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一度想提升在中国的外交官级别，将驻华公使升级为驻华大使，此举遭到英国政府的坚决抵制。1919年12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会见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舍巳，双方就有关中国的若干问题进行交涉。寇松就“日本拟将驻华公使提升为大使级的传闻”向珍田大使求证。寇松指出，近期英国和有关协约国家进行讨论，一致认为作为一般规则，将公使馆转为大使馆是最不可取的，因为这涉及费用增加和区分标准降低两个问题。珍田辩解称，美国在墨西哥设立了大使，而日本和中国距离如此之近，况且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作为大国也理应派驻大使。寇松表示，如果仅就人口和土地来看，中国有条件提升国力和偿付能力，确实应该获得派驻大使的国际地位。可是，在中国政府濒临破产、南北分裂并陷入内战、政治局势恶化之际，日本政府抓住机会任命驻华大使，则是轻率之举。寇松明确指出，希望日本政府在没有与英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也希望日本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要采取任何措施。总之，寇松与珍田的此次对谈不欢而散，这也预示着日本借以称霸东亚的国际关系柱石——“英日同盟”必将终结。

由上文可见，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出现主要有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日本政府对皖系军阀的刻意扶持是重要的外力，日本对中国内政的介入造成了军阀政治的极端化。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军阀政治在短短两年之内发展到如此猖狂的地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战造成了日本称霸东亚并掌控中国的巨大野心。日本对皖系军阀的大力扶持直接促成了中国的军阀政治态势。其次，北洋军阀自身的权力野心和一般政客的推波助澜，加剧了军阀政治时代的到来。北洋政客与军阀狼狈为奸，使军阀政治愈演愈烈。北洋政客的大本营为国会，许多国会的议员都是留洋出身，曾有过救国救民的情怀，一度希望将欧美的宪政理念引入中国。例如，章士钊、林长民、汤化龙、吴景濂、王正廷等人，均为北洋国会议员中的头面人物。然而，他们的宪政理想最终在永无休止的派系政治中消耗殆尽。例如激进的国民党人要拥护旧约法，而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人与国民党人争权夺利，于是国会沦落为派系斗争的大舞台。利欲熏心的文人政客推波助澜，最典型的人物当属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梁启超本是书生，偏热衷于政治活动，这就造成他在政治上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梁启超而言，堪称是一个悲剧。如胡景翼所言：“梁启超每当事未发生以前，必多方怂恿之；将完结时，必设法加入而收束之，如广东之都参谋，马厂之总参谋”，而“每事之发，多半由伊暗中主持引导。不惜国家，徒争名利”。在内外因素合力下，到了1918年年底，中国的军阀政治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物极必反。随着一战的结束，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始在东亚地区重整旗鼓，千方百计地遏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需要注意的是，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一战期间求助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因为，在一战期间只有日本政府有能力为积贫积弱的北京政府提供强大的军事和财政支持。英国驻华使馆武官罗伯逊在与皖系干将丁锦的交谈中了解到，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的“亲日”政策不过是“权宜之计”，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从而能够摆脱日本的控制。在一战结束前夕，日本新任内阁总理原敬也有意改变前任寺内政府扶持皖系军阀政府的外交政策，准备顺应世界和平潮流，与英美妥协，支持中国南北议和。环顾四周，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已经无力在东亚与日本抗衡，唯有英美才能让日本政府有所忌惮。基于此种考虑，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也有意改弦更张，希望向英美政府靠拢，来平衡或预防日本对中国永无休止的控制。

总的看来，1918年底，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悄然转变：从之前“一边倒”的亲日政策转向“联合英美以制日”。由此可见，这种“以夷制夷”的外交传统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霎时间，西风压倒了东风。在此形势下，1918年9月4日，北京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世昌属于北洋集团中的“文治派”，与北方文官系统中的保守派乃至一些激进文人都保持联系。徐世昌的上台鼓舞了许多文人政客，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跃跃欲试，他们认为可以借此机会上位，并打压一下军阀们的嚣张气焰。昙花一现的1919年南北议和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动的。

四、列强压力下的“南北议和”与军阀政治的顿挫

临近一战结束之际，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频繁向中国南北政府施压，敦促南北议和。此次南北议和与1911年的南北议和，名义上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结束内战。然而，此次南北议和还有一个潜藏的目的，也就是英美两国、南北文治派、直系军阀和西南实力派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需要，便假借“和平”的名义，联合打压皖系军阀，进而削弱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一战期间，皖系军阀借助日本政府的支持编练参战军，实行武力统一中国的强硬政策，将中国的军阀政治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徐世昌和唐绍仪所代表的南北文治派热衷于南北议和，还有其特别的打算，那就是趁机清除中国南北各方的军阀势力，从而结束中国的军阀政治。文治派的隐秘动机，安福系议员光云锦已经注意到，他说：欧战告终，唐绍仪“又亲英美，背日本，借口中央亲日，思引英美外力，以排除日本势力，而攻击中央。……不仅此也。唐氏表面则标明反对北方武人派，其实并不慊于西南武人派，恒思借和平会议之机会，废除督军制，遂可并西南武人派势力，一网而完全打消之”。

此时的，列强在对华问题上也分成两派：一方是与皖系军阀关系密切的日本政府；一方是美国政府和英法意代表的协约国。但是，日本原敬政府不敢公然与英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决裂，故而也不得不屈从于英美等国的压力，支持中国南北议和。1918年11月7日，日本公使林权助访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次日又见北京政府代总理钱能训，表示日本政府切望中国南北战争“以和平手段迅速谋求解决办法”。11月15日，徐世昌在北京召开督军会议，讨论南北和平问题。与会者表示，如果“南方无过苛刻条件，愿服从总统方针”，同意发表停战令。次日，大总统徐世昌发布“罢兵退战令”，略谓：“是宜鉴察人民之趋向，以除国内之纷争，促进政治之统一，以协友邦之希望。所有前方在事各军队，务当即日罢战，一律退兵”。为配合徐世昌的停战呼吁，社会名流熊希龄、蔡元培特意致电西南军政府，谓“中央确有和平诚意”，希望南方“同声相应，使国民知此后永久弭兵，止戈为武，德莫大焉”。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更是激动万分，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演说，慷慨激昂地称军阀的末日已到，在军阀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黑暗之路，一条是光明之路，光明之路代表军阀要放下武器，使中国走向和平。蔡氏同徐世昌一样地痛恨武人专政，天真地认为军阀的末日即将到来。他们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英美列强的“外交支持”。在这方面，尤为引人瞩目的事件是，1918年1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竟然也加入了“议和派”的阵营，并和美英法意驻华公使一起晋见徐世昌总统，面交“劝告速息内争说贴”，内称“中国内争危及国内安宁，损及外国利益，希望中国从速停止内战，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并宣称“在中国南北未统一前停止给予南北双方借款”。

文治派对军阀政治的痛恨由来已久。确实，皖系军阀的飞扬跋扈已经让徐世昌为首的“文治派”无法忍受。1918年6月，徐世昌的亲信朱启钤到上海，与唐绍仪的助手卢信密谈，朱就表示“武人弄政，无论何派皆感痛苦”，希望南北两方的文治派应该相互提携，以备不时之需。同年9月，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南北文治派就聚集在徐世昌的“和平统一”的旗帜之下，其中既有保守的北方文治派如旧交通系、研究系，也有激进的南方文治派，如西南军政府中的政学会议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唐绍仪。唐绍仪与徐世昌一样八面玲珑，他虽然没有实力，却长袖善舞，周旋于西南各派之间，从而获得了南方总代表的资格。在南北议和的代表资格人选上，唐绍仪是后来居上。他此前一直在日本休养，遥观国内时局的变化。实际上，南北议和的筹备工作主要由江苏督军李纯负责。但是唐绍仪凭借与徐世昌的交情，以及孙中山、孙洪伊领导的国民党激进派议员的支持，还有云南督军唐继尧的推荐，如愿以偿地担任南方议和总代表。1919年初，唐继尧致信西南军政府众议院全体议员，力挺唐绍仪为总代表，并在电文中引用吴景濂议长的话称：“唐少川总裁近驻沪上，资高望重，最为适宜，即请军政府委托”，指责西南国会在总代表人选上出尔反尔。此前一直负责调停南北议和的是直系军阀的干将江苏督军李纯。由于李纯在南北议和的调停上，只重视与西南势力派的沟通而轻视唐绍仪为代表的南方文治派，因此，唐绍仪在“议和地点”上反击李纯的主张。李纯主张在南京召开南北议和，唐绍仪则坚持在上海举行。最终唐绍仪的主张获胜。1919年1月31日，日本驻南京领事清野在给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电文中写道，“如果排除唐绍仪，就没有把握举办会议，可以看到唐的势力高涨”。

按照徐世昌与唐绍仪最初的设想，就是通过南北议和来打压段祺瑞领导的皖系军阀。简言之，就是通过南北议和的方式，形成全国性的政治压力，裁撤段祺瑞主持训练的“参战军”。但是，徐世昌的大总统位置毕竟是由皖系军阀扶持而上的，因此徐世昌又不能与段祺瑞彻底决裂。所以，在南北议和开幕之前，徐世昌已经在裁撤参战军问题上向段祺瑞妥协。1919年1月21日，徐世昌的秘书长吴芨荪亲自拜访安福系官员吴鼎昌，传达徐世昌的手谕：“此次会议，西南若提出人的问题，应严行拒绝；并云合肥参战有功，此次元首主和，又得其帮助之力，对于合肥尤不得提及只字”。段祺瑞是合肥人，这里的合肥就是段祺瑞。徐世昌这是给北方代表定下南北议和的谈判原则：不能针对段祺瑞。如果这样，裁撤参战军的初衷就不能实现。徐世昌和唐绍仪的约定就将付诸东流。于是，徐世昌试图借助英美的力量来对皖系军阀施压。1919年2月4日，北京政府代理外交总长陈箓以个人身份拜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达中国政府之困境。陈箓告诉朱尔典，段祺瑞使用参战借款大肆募兵，其用意就是“迫使南北和议失败，破坏总统的和平政策并扩张军人势力”。陈箓表示，徐世昌面临两难困境：若允参战军继续招募则和平无望，若停止提用日本借款则将与段祺瑞公开决裂。陈箓表示，除非列强劝说日本停止借款，否则中国无法摆脱束缚。其后，在英美两国驻京公使的主导之下，北京外交团讨论参战军问题。1919年2月12日，英美法三国公使一致认为参战军有碍和平，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对参战军的资金援助，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以没有日本政府的训令为由，借口拖延。在英美列强的不断施压下，1919年2月21日，小幡酉吉对北京外交团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不再对参战军供应军火，但一千七百万参战借款余额已经存储于中国银行账户中，中国仍可自行支取，日本无权干涉。但是，日本说“中国仍可自行支取”，实际上是将责任推给了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参战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在参战军裁撤问题上，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与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存在分歧，由此造成两人此前携手对付皖系军阀的秘密约定失效。1919年2月27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请求“停止参战借款”，其理由是皖系军阀“引入特殊之外力，破坏列强之均势，偏快个人之私图，危及全体之公安，对内对外仍无理由以存在”。同日，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秉承徐世昌的旨意，致电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指出参战军之招募属于“原定计划，而不始于今日”，其“何去何留”，应“通盘筹定”，实际是拒绝了唐绍仪的裁撤要求。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造成中国南北“文治派”联盟的破裂，并加速南北议和的失败。五四运动直接动摇了北京政府钱能训内阁，进而威胁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这种新的局势大大增强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的政治话语权，得以插手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此时，段祺瑞明智地选择支持徐世昌。5月9日，段祺瑞表示：“有人利用外交推翻总统，予当首阻”。徐世昌与段祺瑞的接近，间接地促使唐绍仪单方面终止南北议和会议。5月13日，唐绍仪在南北议和第八次正式会议上，提出八项极为苛刻条件，使北方总代表“无磋商余地”，直接造成南北议和的终止。6月11日，徐世昌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位亲日派官员，由此恶化了他与皖系军阀的脆弱关系，以徐世昌为首的文治派岌岌可危。皖系军阀灵魂人物徐树铮主张罢免徐世昌总统，由段祺瑞取而代之。虽然徐树铮的计划并未实施，但是皖系军阀此后开始强有力地控制北京政府，并与南方彻底决裂。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言，中国将因此完全置于“军阀的独裁统治之下”。1919年7月29日，唐绍仪在给王正廷和汪精卫的电报中，哀叹：“安福跋扈，徐无力，和议恐无办法”。

事实证明，1919年的南北议和不过是英美列强和中国文治派导演的一场黄粱美梦。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凭借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在五四运动后仍然牢牢掌控着北京政府，这种局面要到1920年的直皖战争才被打破。

五、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10年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辛亥革命造成清王朝的覆灭以及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建立，此种巨大的政治变革势必造成一时的政治失序，从而为民初军阀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其后上台的袁世凯虽然意识到地方都督割据的潜在威胁，试图推行“军民分治”，可惜未成功。另一方面，1914年一战的爆发，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均衡格局，日本趁机出兵占领中国青岛，进而在1915年提出试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败亡之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采取金融外交的方式，大力扶持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通过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排斥或侵占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此内外两种因素，最终造成一战时期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

然而，随着一战的结束，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列强卷土重来，试图利用新当选的徐世昌总统、直系军阀和西南军政府等军事政治力量来打压皖系军阀，从而削弱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其手段就是通过1919年的“南北议和”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从而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英美的“文治政府”。但是，英美所看重的徐世昌总统和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都因缺乏势力而无法完成其预期目标。结果，南北议和无果而终。在五四运动冲击下，徐世昌总统虽然罢免了亲日派官员，但是皖系军阀的统治地位依然不可撼动。同样，西南军政府也仍然掌控在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政学会领袖岑春煊的手中。中国仍然处于军阀的独裁统治之下。简言之，要结束中国的军阀政治，单靠列强的外交支持以及中国政客或文治派的政治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军阀政治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只有到了1920年代后期，新兴的广州革命政府发起北伐战争，才最终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

作者简介：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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